近日，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国家呼吸医学中心、呼吸疾病全国重点实验室李靖教授团队，在《Clinical Reviews in Allergy & Immunology》（IF：11.5）在线发表综述文章“Global Asthma Disparities: Deciphering the Multifaceted Environmental Exposome Between Eastern and Western Populations”（DOI：10.1007/s12016-026-09191-1）。该研究系统比较了东西方人群在环境暴露上的多维差异，构建了精细化的哮喘风险图谱，为不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制定靶向防控策略提供了科学依据。

该论文第一作者为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杨朝崴教授，共同第一作者为中山大学邢雨晗教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王芯茹和彭炜华，李靖教授、香港中文大学Gary Wing-Kin Wong（黄永坚）教授及深圳市儿童医院鲍燕敏教授为共同通讯作者。

哮喘是一种高度异质性的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其发生发展由遗传易感性与环境暴露的复杂交互作用共同驱动。既往研究多局限于单一区域的城乡对比，缺乏对东西方宏观社会经济背景与环境暴露如何系统性交互作用的综合比较分析。该综述系统比较了高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在室内外污染、过敏原谱、膳食结构、微生物暴露等维度的系统性差异，并深入剖析其背后的免疫学机制。

全球哮喘流行重心正在“东移”

哮喘是全球最常见的慢性呼吸系统疾病之一。据2021年全球疾病负担研究（GBD 2021）统计，全球约有2.6亿哮喘患者。尽管自1990年以来全球哮喘患病率总体有所下降，但自2005年起出现令人担忧的反弹趋势。更值得关注的是，中低收入国家承担了全球96%的哮喘相关死亡，呈现出“高收入国家高患病率、低死亡率，中低收入国家低患病率、高死亡率”的悖论。

研究团队系统梳理了全球哮喘流行病学的时空演变规律。从时间维度看，20世纪末以ISAAC研究（国际儿童哮喘与过敏研究）为代表的全球调查揭示了不同国家间哮喘患病率的巨大差异。进入21世纪，哮喘的疾病负担正从高收入国家向中低收入国家转移——发达国家哮喘患病率趋于平稳甚至回落，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快速城市化地区的患病率则持续攀升。

从空间维度看，城乡差异是哮喘环境暴露差异最典型的表现。研究指出，这一差异的根本驱动力在于环境暴露谱的系统性不同：在高收入国家，城市环境以“保护性微生物因子匮乏”与“人为污染物累积”为特征；而在快速转型的发展中经济体，城乡界限日渐模糊，保护性因素与危险因素往往叠加共存、交互作用。

多维度环境因素驱动哮喘风险差异

综述进一步从多个维度深入剖析了东西方及城乡之间环境暴露差异的免疫学机制：

室内过敏原：尘螨是全球最主要的室内过敏原，其分布与气候密切相关——在潮湿的英国、丹麦、日本沿海及美国东北部，尘螨浓度常超过致敏阈值，与65%~90%的儿童和青年哮喘病例相关。中国同样呈现明显梯度：一项全国性调查显示，中国南方和中部城市的尘螨主要过敏原水平是北方和西部城市的50倍。

室外与室内污染物：高收入国家暴露风险主要源于现代生活方式和交通污染（NO2、PM2.5、O3），而中低收入国家农村地区则以固体燃料（生物质、煤炭）燃烧产生的室内空气污染为主——全球约24~30亿人依赖此类燃料，导致室内PM2.5浓度常超过1000μg/m3，远超WHO指南标准。

膳食模式转变：西方饮食以“高糖、高脂、高加工”为特征，美国2~18岁青少年固体脂肪和添加糖占总能量摄入的30%；而中国传统植物性饮食模式虽仍以谷物和蔬菜为主，但正经历向高动物性食品和脂肪摄入的“营养转型”。

微生物暴露与免疫调节：传统农耕环境丰富的微生物暴露通过TLR和CD14等先天免疫受体介导“农场效应”，促进调节性T细胞扩增及IL-10等抗炎细胞因子产生。肺肠轴在此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高纤维饮食经肠道菌群发酵产生的短链脂肪酸（SCFAs），可系统性调节气道炎症，增强免疫耐受。

多层次干预策略：从宏观政策到微观免疫

该研究获得广东省科技计划项目（2022B1515120055）、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2570038, 82570039）及广州国家实验室专项项目（GZNL2024A02002）的资助。

论文链接：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2016-026-09191-1